互联网迟到的80后：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扎克伯格

　　刘松琳与汪海兵

　　扎克伯格与Lady Gaga

　　互联网以外的80后创业样板：

　　● 聚成，用互联网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模式打造一个培训行业的携程；

　　● 刘松琳，聚成创始人，术上不通，却是道上高人，练道时间比李想、戴志康至少早5年；

　　●淘米网络汪海兵，避开巨头林立的互联网，做儿童娱乐，提供内容，创造快乐，努力成为中国迪士尼

　　所幸我们找到了这样两个样本。

　　从2003年开始，聚成培训以6年时间做到了中国第一大管理培训公司。2009年末以20%多的股份换来1.4亿元投资。其创始人、董事长刘松琳，跟李想和戴志康基本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1981年生，初中未毕业，22岁第三次和父亲赌气离家去深圳创业，开了家佛具店，后来接触到培训行业，就一头栽了进去。

　　聚成的快速成功来自一个创新的运作模式：用一张学习卡整合上游的讲课资源，再作为中介连接下游的听众。是的，很大程度上，聚成就是培训行业的携程，但更有优越之处：携程的上游是垄断的机票和酒店，它们会反过来压制携程；而聚成的上游是散落的培训资源，他们急需被整合。很有意思的是，李想对刘松琳和聚成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就是在用互联网的方式做培训，我一看就懂了”。

　　具体就是：互联网代表一种生产力模式，2000年以后出现的很多看似与互联网无关的商业模式跟互联网本质是相同的。比如传统的杂志和报纸的生产力就落后于互联网，它们是自己写自己来满足用户需求，但互联网是调动一切资源满足用户需求。用户并不关心内容的作者是谁，只关心这是不是自己的需求。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是腾讯，因为他调动了3亿人满足用户需求；第二大是百度，它调动了几百万的网站满足用户需求。公司的价值和这个调动的资源成正比。聚成就采用的是互联网的模式，用一张学习卡整合所有的并不一定是我私有的培训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刘松琳在培训行业的占位和强势，正好契合了李想和戴志康的关于道的判断。刘松琳这个人并不懂培训行业的实际操作，不会上课，这跟亲自做产品搞研发的李和戴截然不同。但他凭两件本事成为让人服气的董事长：用好人、分好钱。刘松琳母亲的说法是：“这小子最大的特点是懂事，人缘儿好，不生事儿。小时候乖孩子、野孩子他都能玩儿到一块去。”戴志康上过一两年大学，李想读完了高中，而刘松琳初中都没毕业，这个人从15到22岁之间就在父亲的酒厂里收玉米、数酒渣、刷瓶子、勾兑白酒、跟车跑路送货。17岁时第一次离家去威海卖白酒，第二次出走是去杭州做美容店。说白了，这就是刘松琳的练道时间，比李和戴至少早了5年。

　　现在看另一个例子：汪海兵。这个人2007年创立淘米网络，只用了2年时间就把摩尔庄园做成了中国最流行的儿童社区，积累了5000万用户，在儿童娱乐这个细分行业里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不过有趣之处在于，汪海兵跟李、戴、刘三个人的“草莽”路径截然相反：80年生，1999年上华中科技大学，2003年还上了研究生，2004年加入腾讯，2007年开始创业。这是正宗的在传统秩序和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正规军。

　　英雄不问出处。在汪海兵眼里，自己的练道时间其实就是在华中科技这样的大学和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学会了“听说读写”，学会了与人相处。

　　但有一点，汪海兵当然逃脱不了“势”的承载。当淘米在2009年积累了巨量用户时，摆在前面有两条路：一是服务公司，一是内容公司。前者就是纵向提供儿童聊天、儿童邮箱、儿童浏览器、儿童搜索引擎，甚至儿童B2C等所有和儿童有关的具体业务；后者是做一个纯粹的儿童娱乐公司，像迪士尼那样提供内容。汪海兵当然选择了后者，他的理由是：“这是一个大的思路，IM、邮箱、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上最基础的应用，儿童用的和成年用的并没本质区别，就好像并没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电和水一样。但是跟文化相关的东西，儿童和成人一定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2010年元旦，汪海兵第一次把公司的定位从“中国最专业的儿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改成了“最受中国家庭欢迎的儿童娱乐公司”。最核心的转变是去掉了“互联网”，而改成了“儿童娱乐”。一词之差，格局陡变。

　　说得更直白一点，汪海兵跟李想和戴志康一样，如果可以选择，就应该尽量选择避开巨头林立的互联网，切入另一个格局未开的新市场。如果去做儿童IM、儿童邮箱、儿童搜索，汪海兵就要面对马化腾、丁磊和李彦宏，遭受与戴志康同样的困境。如果去提供内容、创造快乐，那淘米就有望成为中国的迪士尼。

　　不过，就算有汪海兵和刘松琳，还是不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凭什么1984年生的扎克伯格就能在Google眼皮底下做成一个Facebook？李想和戴志康已经基本没戏了。与此相应的还有1986年生的LadyGaga，20岁出头就成了天后，下一个迈克尔•杰克逊。中国呢？别说他人，就是当下无比生猛的“春哥”(1984年生的李宇春)也都算不上入流。

　　逻辑也很简单，高中文凭的李想还是怪到中国的教育体系头上。每个美国小孩，从小就独立思考，基本上在高中阶段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然后为之积累。但中国的孩子基本上大学毕业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很多人一窝蜂地出国、进外企，然后考公务员。也就是说，当LadyGaga16岁就开始给布莱妮写歌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小孩都还在父母的监督下学钢琴和上奥数培训班，这导致两个国家的年轻人的社会经历一上来就差了至少四年。“我们还在傻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找人生目标了。”

　　换句话说，如果李宇春不是在20岁的时候才碰上超女，如果湖南卫视在公元1990年就开始大搞选秀，那么小李还是可能成为LadyGaga量级的。如果戴志康和汪海兵在15岁而不是20岁，也就是1995年而不是2000年就碰上互联网，从那一天开始就和马化腾们一个时间点进入了互联网，那么他们还是更有机会的。

　　不过问题在于，大部分的中国小孩，既没有李想、戴志康和刘松琳他们豁达的父母和天性的胆量，也没有汪海兵那样的禀赋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