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后职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英文链接：Generation Y Workplace: Millennials Who Quit Jobs To Get Ahead

　　2011年7月，基奇纳（译者注：加拿大城市）的一个公园，卡伊•纳加塔从泳池里爬了上来，放在毛巾上的iPhone正在乱颤个不停。就在半个小时前，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下面这条消息：

　　“ 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辞掉在CTV（加拿大电视台）的工作。详细请看www.kainagata.com。
——卡伊•纳加塔(@卡伊纳加塔)，2011年7月8日 "

　　消息发出去之后，纳加塔来了个夜泳。

　　纳加塔把这个消息链接到了他的网站，在那儿他贴出了一篇3000字的宣言，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辞去这个传媒公司魁北克记者站站长的职位。这个贴子——对电视新闻业道德缺失的一次深入思考（“电视上的那个记者，与真实的我，与我真正想变成的那个人，已然是背道而驰”）——就像病毒般传播开来。

　　贴子一经贴出，推特信息、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就开始向纳加塔潮涌而来，有的人嘲笑他是个懦夫，有的人则把它捧为英雄。当他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安大略省伦敦市，和一个朋友在酒吧见面的时候，因为一直震一直震，手机已经给报销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纳加塔将收到1000封电子邮件、2500条推特信息和1500条贴子的评论，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这些人在推特上的转发，还有伊丽莎白•梅伊（Elizabeth May）和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发来的个人邮件，这些就更不用提了（译者注：这里提到的四个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罗杰•埃伯特是美国著名影评人，伊丽莎白•梅伊是加拿大绿党党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是加拿大自由党前任党魁）。纳加塔不仅仅是辞掉了在CTV的工作，他还成了引发千禧一代职场态度大争论的焦点人物。

　　千禧一代，宽泛地讲就是指那些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不怵辞掉自己的工作（全面披露：我是其中一员）。按照劳工统计局的估计，Y一代在一份工作上能待的时间刚好是两年多一点，大约是目前普通劳动者的一半。Experience.com最近做了一项名为“大学后的生活”的调查，其报告显示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有70%在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上干不到两年时间。

　　但是，年轻人毕业后面对的是被07、08年的金融危机给摧毁了的就业市场，再加上他们头上顶着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贷款，这种辞职的趋势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正是经济动荡催生了这放弃的一代。千禧一代中的很多人，他们没得选择，干的工作往往专业不对口，很快就对工作产生厌烦情绪，有好的机会就会选择离开。请记住，这是对企业没有忠诚的一代人，是由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养大的一代人，父母给他们讲的是，“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他们理应得到自己梦想中的工作，在这条路上，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个小土包罢了。

　　2011年Rema Gouyez（译者注：恕在下翻不出这名字，狗爷子？戈叶丝？将就用英文了吧，反正名字也不是必翻，海涵）从新闻学院毕业，当时给她吓坏了。耳朵边教授们在不停地嘀咕，媒体也在不停地吵吵，形势糟糕透顶啊，工作不好找啊。而他们并没有说错。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千禧一代是遭受打击最惨重的一个群体。直到现在，这次经济危机对就业市场的不良影响都还没有消退。

　　加拿大社区基金会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流动世代）显示，在这次经济滑坡期间消失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半数以上本来应该是提供给千禧一代中15到24岁这一人群的，青年失业率在经济衰退之前是11%，现在则达到了14%。最近，由加拿大郝芬顿邮报委托进行的一项对千禧一代的调查发现，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具备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能力。而祸不单行的是，学生债务水平又在节节攀高——2010年，差不多有60%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欠债20,000到30,000美元。出生于英国的Gouyez情况更是糟糕：她在伦敦城市大学读书背的债相当于50,000加元，却又没什么运气，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Gouyez的老妈是个摩洛哥移民，到了英国之后先是从清洁工干起，后来成了一位生物医学科学家，对于工作这事儿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以为是”。她会跟自己女儿说的是：“任何事情，只要你不能做的足够地好，我可不想你去做”，不过对于Gouyez来说，她老妈不幸言中的几率可是越来越大了。在伦敦交了一圈儿简历，Gouyez觉得要找个新闻方面的工作可能在多伦多要容易一些，她大三当交换生的时候就是去的那里。其实这也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希望了。几个月过去了，Gouyez没听到一点儿回音，直到一个朋友仗义相援，才帮她谋了一份工作，是给多伦多市中心的古酿酒厂区搞活动策划。Gouyez想都没想，干。她说：“连我自己都不认这是一份儿自己会喜欢的差事”，“也就是可以帮我对付下账单罢了”。

　　流动世代研究显示，在25-29岁年龄段拥有专业院校或大学学历的人群当中，有三分之一在毕业后选择的是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不过他们基本上不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就Gouyez而言，虽说还不至于是在麦当劳打工，不过4个月之后她也开始厌烦了——帮些小企业客户组织活动，订房间，定菜单……

　　Gouyez说：“（这些工作）学会了，就没什么进步的空间了”，“我简直崩溃了，心里就想着‘这工作再也不能干了’”。她老妈也在催她“别再浪费时间了”，所以在干了4个月之后，Gouyez又开始找工作，一个星期申请三个职位。又过了两个月，除了一个时尚杂志的面试，她一无所获。绝望之中，一个机会出现了，一家小型投资银行，搞资源项目投资的，提供营销专员的职位，Gouyez接受了。

　　“我对采矿业毫无兴趣”，Gouyez说，“但我觉得这是个绝好的跳板，以后可以往营销类的职位转。我就是想在简历上面有这么一个名头，以后找工作更有利一些”。她“憎恨这个工作”，三个月之后就辞职了，然后在贝玲妃（Benefit Cosmetics。译者注：美国化妆品大公司，恕在下孤陋且贫，对这个妃一点儿不知，网上查的）当上了数字化营销专员，从2012年的七月干到了现在。一年半时间，三份工作。

　　对于很多千禧一代的人来说，给自己一封解雇信，那就是一张职业发展的黄金券。根据哈佛商业评论去年的调查，30岁左右的高成就人士有95%在一个公司待28个月就会离开，并随时都在留意潜在的雇主。对于那些口口声声说必须在哪里哪里上班必须工作多久多久——我喘口气！——多少年之后雇员就可以晋升就可以涨工资的公司，Y一代是不屌的，很简单，找新的机会。

　　丽贝卡•索曼（Rebecca Thorman）每次跳槽工资最低都要涨20%（标准的涨幅是2%-3%）。就像hipster时尚一样（译者注：恕在下翻不出hipster，请教了高人，说本来是美国黑人的俚语，原来的意思不好，指边缘人群，吸毒之类的，后来演变成指那些有点儿叛逆、有点儿时尚、有点儿酷、有点儿特立独行、有点儿不合主流的人，但绝不是像非主流那样……不好评价，总之是除了有个性，还是有点儿品位的那种，据说这词儿现在国外很流行，我老了……确实不知道），她的简历酷毙了，因为是错搭起来的：她于2005年毕业于威斯康辛麦迪逊的一所学院，学的是室内设计与环境研究，第一份工作是在她曾经实习过的一家生态咨询公司。在那家公司耗了半年之后，她去了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当资金筹集员。后来索曼又觉得她可以申请这个组织发展主管的职位，不过老板说21岁的她太年轻了。

　　回答错误。哪有空等你，索曼辞了职，然后去麦迪逊磁业当上了执行理事，一个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协作团队，一个认为索曼的年龄已经足以顶着这个头衔的公司。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索曼又至少换了两次工作，先是在一个日用品电子商务网站Alice.com当主管，最近是在华盛顿的一家电话会议公司。

　　索曼说：“认为老板会对你贴心贴背，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所以我的职业生涯是组合式的”，“我宁愿对自己忠诚，也不要依赖一个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的老板，我也不想靠一个梦幻泡影似的理想中的工作来满足自己”。
　　事情本来不该是这么突然的。有一天，纳加塔把车开出了魁北克的家，开始了他为期六周的自驾游，本来他是准备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琢磨一下自己的未来的，才过两天，他就辞职了。之前纳加塔已经跟老板要了假期，这是他进入广播界两年来（先是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然后是加拿大电视台）的第一次——他当时觉得自己的油是真的快烧完了。2008年的时候纳加塔毕业，没过多久，当时还是24岁的他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他赶上了一连串儿的好运气，才在魁北克得到了这个政治新闻报道的工作。但是，日积月累地，纳加塔慢慢地到了一个极限——加班的疲劳，截稿的压力，体力的透支（他曾经背部椎间盘突出，六个星期不能工作），还有精神上的挫败，他对公司在决定哪个事件该报道以及怎样报道这方面的行事作风非常失望。

　　平心而论，这是一份理想中的工作，但纳加塔就是觉得哪不对劲儿。驾着自己的2007版福特兰杰，纳加塔已经在高速路上开了两个小时，手机响了，是他老板，通知纳加塔同志that六个星期假期没了。在不能确保纳加塔会继续留在公司的情况下放任他去搞什么灵魂追寻，CTV还是有点矜持不起来了。纳加塔有72个小时来下决心。挂了电话，望着窗外的路，纳加塔认识到公司的施压让他的决定变得没那么困难了：把自己的人才纯粹当做是赚钱的机器，为这样的公司工作，他愿意吗？不。他想到的是自由，是没有什么人力资源、什么办公室小隔间的人生。到了他的第一站加蒂诺（译者注：加拿大魁北克西南部的一个城市），纳加塔已经在想怎么写辞职信了。
　　相信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整个地奉献给一个企业，那是30年前的准则了，但那是在“企业”这个词儿还没变得这么脏的时候。在千禧一代长大的过程中，很多人的家庭成员都曾经受到上世纪80、90年代大裁员、诸如退休金等福利缩水的影响，所有的这一切，在年轻人的心中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曾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跨代计划的全国总监，而且干了差不多十年时间，2006年的时候，他们搞了一系列的焦点小组座谈（译者注：focus groups是一种调查方式，简单说就是通过开座谈会来获取想要的调查信息），都是14岁至24岁的年轻人参与，在此期间，他看到了对社会上企业的不信任是如何像瘟疫一样在美国千禧一代中传播开来。不管是在思想开放的城市，如旧金山，还是在比较保守的地方，如南卡罗来纳的格林维尔，当问及家里面是否有人被企业解雇过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孩子们都说，他们想去信任那些企业，也希望就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不同岗位和职位的经历，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老板会对他们有什么忠诚。

　　史密斯说：“他们看到了社会上的这些企业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爷爷奶奶和叔伯阿姨的，而且他们对此极不喜欢”，“这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伤痛——他们不觉得还有玩什么信任的理由”。企业里面没有几个管事儿的人会改变自己去接纳千禧一代的想法，这是现实，这也意味着Y一代的消极态度会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年轻人对工作单位有着很高的期望，而这常常被说成是“自以为是”。对于年轻人的这种追求，事先就给它安上个装b的帽子，要嘲弄一翻当然很容易，用HBO电视剧“衰姐们”里面的一句台词就行了：“……我很忙——我在努力地成为我自己”，这是莉娜•杜汉姆（Lena Dunham）饰演的那个角色在一个气氛有点儿绷的晚餐上跟她老爹老妈说的。

　　然而，管理者们如果是明智的话还是应该留意一下，Y一代对于工作单位的一些要求还是很具体的。史密斯的研究发现，79%的千禧一代认为，一个能够称之为“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会对它的员工进行投资的企业，一个会在内部社区和员工工作环境上面花钱的企业。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北美MBA毕业生中有40%的人即使一年损失14000刀也愿意在一个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工作。他们还希望感受对个人的挑战。索曼说：“很多单位差不多就是把你丢到组织里面的某个位置上，然后巴不得你就待在那里”，“但我认为Y一代是希望对自己的事情有所掌控的，他们也希望能够触碰到工作单位的每一个片段”。

　　千禧一代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还造就了一个捞钱的图书市场，《激励“干这事儿我有啥好处”员工》啊，《不是谁都有奖杯》啊什么的，满天飞。根据普华永道近期的一个报告，有61%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在招聘年轻员工和促进这些员工融入企业方面感到困难，对这个情况史密斯同志表示很淡定。

　　史密斯说：“年纪大点儿的老板们觉得他们得照顾好生意，哪儿有时间去和年轻人沟通”，“他们问我该怎么和年轻人一起共事，我说‘你得和他们谈心’”。

　　咨询师贝丝N•卡弗（Beth N. Carver）曾在离职面谈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她发现年轻人辞职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培训机会不多，二是企业在传帮带方面做得不好。克雷格•亚历山大（Craig Alexander）是TD（译者注：此处TD疑是加拿大道明银行，不确定）的高级副总裁、总经济师（也是X一代中的一员），他要为他的13人经济学家团队招募年轻人，而在面试中，这些年轻人无不问到传帮带方面的问题。因此，亚历山大在员工的指导培训上增加了投入，但是他遇到的很多管理者却不愿意在那些不知道哪天就跑人的员工身上砸钱。

　　亚历山大说：“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如果你不在员工的技能培训上投资而他们又没有走人，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虽然你能拥有他们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为你工作个几年就相当于有个厉害角色为你的效益做几年贡献，如果是这样，那可比雇个水平一般却打算长期待在你那儿的家伙好多了”。

　　一个企业在员工技能培训上砸钱，我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猜不着这个结局：Y一代的员工可能还就真的不走了。

　　在Gouyez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她第一次萌生了对雇主的忠诚。现在她在贝玲妃做数字化营销专员，一份可以满足千禧一代N多要求的工作。Gouyez说：“以前，我是被经理吼来吼去，要不然就是说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的”，“在这儿，我更像是自己数字化部门的经理。认识到这一点真的很让人鼓舞，也让我在工作上面更努力了”。她可以在公司的社交网络上展现自己的个性，而且很享受这种活跃的工作氛围——员工之间互相搞笑逗乐是要评分的。当她在考虑自己的职业成长的时候，想着的还是在公司内部来实现。

　　至于纳加塔，现在在家乡温哥华当自由职业者，但他相信离开CTV是他所作的决定当中最正确的一个。

　　纳加塔说：“过去这一年半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长长的、完整的锻炼，让我搞清楚哪些是我不擅长的事情”，“我想把什么事情干好，我又怎样利用它们来实现成就自我的大目标，现在的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多少可以现实一点儿了”。纳加塔承认由于那个博客帖子的缘故他和原来那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人已经疏远了（“我烧掉了……，不，我炸掉了自己通往顶层的大桥”，最近在接受温哥华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但他说人们的批评实际上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不安和愤怒。

　　纳加塔说：“对于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又或是因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为他们尊敬并且也尊敬他们的人工作，就对他们狂轰滥炸，这挺无聊的，而且我不喜欢被那些人利用，充当他们的炮弹”，“其实很多人都到了应该下决心辞职的地步，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但这并不表示这事儿就没有什么不妥，所以我才发了那篇帖子”。

　　纳加塔在发帖之后没多久就回到了温哥华，成为了独立媒体网站Tyee的客座作家。他拍了一个关于玩儿摩托车飞跃的诗琴演奏者的纪录片，还发到了网上。他还续起了胡子。他也没停过更新自己的个人网站，他的意见见解主流媒体不会给他登，在这儿却可以吼两嗓子（可以看看他的“良心油”说唱）。（译者注：ethical oil，保护环境、保障人权、保护妇女儿童的国家产的石油；对应的是conflict oil，不重环保的国家产的石油，据说主要指中东；Nagata的这个rap在youtube上有，但看不了，相关的网页基本打不开，估计被和谐了，无法了解到其中的内容）。

　　一月份的某个工作日上午晚些时候，纳加塔正被朋友带着要去拍个影片，片子的内容纳加塔不愿意透露。纳加塔说：“带着拍摄的器材，开着一辆1992版的福特兰杰，我现在就是到处逛”，“这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主题。我应该回办公室吗？是的。我的意思是，绝对该回去，假如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的话。我不会惺惺作态地说不。如果遇到的人是我敬重的，工作又是我认为有用武之地的，这个时候，呵呵，为什么不呢？”